通遼科技大市場暨內蒙古東部常設技術市場

  最近，國內多位重量級專家集中在媒體撰文，歷數我國近年來的科技成就，有的媒體也在密集地宣傳科技重大專項的成績，這些都被解讀為正在讓中國從跟跑到領跑轉變的科技成就。

  中國科技實現的歷史性進步有目共睹，我們很有必要正視已經取得的創新成就。但另一方面，要衡量中國是否已經從跟跑變成了領跑，則不應該僅僅限于展示已取得的具體成績，或者僅僅使用計量指標等數字評估，而需要放眼到科學與經濟社會互動的方方面面，多視角、多維度審視自己科技發展的狀況。

  創新成果“井噴”源于國力提升

  在談及創新成果方面，最近有專家總結了幾大方面：一是基礎研究加速趕超；讓人振奮的工作包括建成世界最大單口徑射電望遠鏡FAST，以及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首顆微重力科學實驗返回式衛星“實踐十號”和首顆全球二氧化碳監測科學實驗衛星成功發射等。二是戰略高技術持續突破；包括“神舟十一號”載人飛船與“天宮二號”空間實驗室成功交會對接；“海斗號”無人潛水器最大潛深達10767米等科技重大項目成績顯著。三是區域協作創新，以及科技創新對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支撐引領作用。

  尤其讓人欣慰的是，上述成果的出現正呈現加速度的趨勢，但這是需要資源投入和長期積累才會有的產出，本質上與國力提升是一脈相承的。

  這些成果讓人驕傲，但如果要衡量自己的領跑能力，對是否領跑，如何領跑以及領跑的效果做出比較中立和綜合的評價，首先有必要考慮哪些成果是體現科學原創性的研究；哪些是為科學研究提供支持的載體，還有哪些是企業層面的應對技術競爭的研發。就科學原創性而言，還要考慮是否具有系統性能力“批量生產”原創性科學成果或科技，以及生產了原創性成果后，是否有能力對產品和學術市場進行引導。

  要分門別類測評領跑主體

  在考慮回答上述問題時，首先有必要分別對待原創性的科學成果、科技重大專項以及大科學工程的成果和革命性的技術成果。

  就原創性的科學成果而言，首先要承認，我們的這一類成果的數量仍相對稀少，而且，即便有，我國科學家的工作也主要是觀察、驗證、肯定前人已經提出的理論或假說。僅僅如此，顯然還遠遠不夠。

  我國近年來在國家大幅增加研發資金的前提下，不斷有新的大科學裝置落成。從等離子體人造太陽到FAST到“海斗號”無人潛水器，這些成果極大地提升了民族自信心和中國科學的吸引力。

  但就目前情況而論，以大科學裝置來說明中國科學具有了領跑能力，則證據并不充分。只有以中國科學家為主的團隊積極利用這些大科學裝置解決了困擾世界科學界的共性問題，并在解決問題同時發現了需要世界科學界共同努力來解決的新的問題和新的研究方向，我們才能說自己具有了領跑能力。否則，更恰當的說法應該是我們具有了建造跑道的能力。

  此外，我們的高鐵、航天以及國產大飛機的成功試飛也是令人驕傲的重大成果。但迄今為止，大飛機還處于追趕階段；航天一方面受限于技術封鎖難以擴大影響力，另一方面其成果的民用轉化還很有限，也難以成為世界的領跑者。另一方面，用高鐵和大飛機來說明創新領導力也有不妥當之處。以高鐵為例，中國廣袤的國土和高速發展的經濟，為這種集成創新提供了廣闊的舞臺，但國土廣袤、經濟高速發展和在發展高鐵前人們的出行方式還沒有被鎖定這些特定條件，很難在其他國家復制。

  實際上，中國已取得更加令人欣慰的成就，在于中國制造的電子通訊類高科技產品在世界市場的占有率，以及這種占有率背后體現的超強的集成研發和生產能力。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的這種能力還會越來越強。但既然是集成，往往要建立在其他人在不同領域已取得的個別性成果的基礎上。在這樣的領域，用領跑一詞，既不符合中國實際，也不具有指導性的意義。

  科技政策是否助力領跑

  中國科技要實現從跟跑到領跑的過渡，就需要科技政策的強有力支持。這種支持，不能僅僅體現在資助數量的提升和資金額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在基礎科學領域，需要有能力鑒別學術的發展方向、承擔該方向失敗的風險和壓力，以及替科學家節約事務性投入的魄力和能力；在高新技術領域，則能將天使投資者的雪中送炭的職能與促進新技術應用的社會管理職能盡可能地融合在一起。

  隨著國力的增加，我們對大科學裝置的支持力度在不斷提升。但客觀地講，現有支持仍然是建立在“追蹤+強化產出”的路徑上。2016年最激動人心的科研發現無疑是LIGO發現引力波。但正如筆者采訪國科大副校長、太極工程首席科學家吳岳良院士時，他所感慨的那樣，美國科研資助機構對引力波探測20年如一日的支持讓我們意識到科技政策改革的重要性。目前，我們讓資助機構承擔風險支持前瞻性探索的條件似乎仍然不具備。

  在高科技戰線，中國已是碩果累累。但在這個過程中，科技政策與國家科研經費驅動的作用是如何體現？我們看到，不論是技術革新還是設備替代，更多的是滿足于對既有技術的利用，而不是完全開創新的技術。實際上，即便是宣稱把握未來技術發展的風險投資，在中國也壓倒性地以投資商業模式著稱，而不是以投資開創性技術為主。不論是當年投向門戶網站、搜索引擎還是現在下注滴滴與共享單車，都體現了這種模式。

  我們不否認商業模式對于市場和盈利的重要性，但僅就科技領跑而言，我們需要讓科技政策替代私營部門的這種投資模式，使中國的原創性高新技術得到顛覆性發展。

  科技、教育與社會有待融合

  不僅如此，與科研資助和工業研發體制一樣，我國的教育體制也是高度符合模仿、趕超（以及技術升級）模型的。這一點，最近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先生有精彩的說明。在他看來，目前的教育體制是不鼓勵獨立思考的，這就讓創新人才還很難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引領性力量。

  實際上，科技創新要實現領跑，需要作出配合的不僅僅是教育領域。科技與社會的廣泛融合，社會的合理參與以及科研成果的有效傳播都是必要條件。科技與社會的廣泛融合，看起來是讓社會更多享受科技成果，但實際上，是要將社會需求有效地反映成對科技發展的推動上。

  科技進步如果不能與面向公眾的科學傳播結合起來，也會對科技的領跑能力構成很大挑戰。在表面上看起來，這不過是少做點科普，但實質上說明社會作為整體對科技進步的影響力很小，這種情況下科技進步的應用和可持續性都會受到影響。